沈坤榮:謝謝大會的邀請,再一次來這里做一個交流和分享。我想今天的主題主要是70年來中國經濟的周期和增長,從一個視角,從政府行為的演變和增長動力轉換這個視角來做一點分享和交流。
從建國1949年到現(xiàn)在,我們70年中間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波動中實現(xiàn)了奇跡般的騰飛,在這中間中國的增長經歷了幾個重要的階段,每一個階段政府行為的演變與增長的動力轉換互為耦合,深刻的影響了宏觀經濟的增長與波動。
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三十年,政府行為表現(xiàn)為中央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和改革開放40年地方政府競爭為主的主要形成。我把它分成兩個階段,前面的計劃經濟階段可能更多的是從中央政府的主導角度,后面慢慢的由地方政府的作用越來越大。這樣兩個形式。
政府行為演變推動增長的動力實現(xiàn)了從要素斗爭慢慢開始向創(chuàng)新驅動的轉換。隨著增長動力的不斷優(yōu)化,中國經濟逐漸從粗放型的增長的舊模式開始走向高質量增長的新的常態(tài)。所以,我們透視中國經濟,如果從地方政府行為的角度來分析,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長要走一個大國發(fā)展的道路。而大國發(fā)展道路的關鍵在于分權。中央政府負責政策的頂層設計,由地方政府具體來負責政策的執(zhí)行。這樣一個初步的邏輯獲得了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是在最近的40年地方政府的推動形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說離開地方政府行為的視角,就無法透視中國經濟增長或者高速增長的這么一個基本的邏輯。
在改革開放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xiàn)為市場的替代作用或者叫補充的功能,因為政府他替代市場的功能是很強烈的,實際上他有很大的正面效應,推動了高速的增長?傮w而言,是正面的效應大于負面的效應,因為政府的行為過度之后他有負面的效應。比如政府行為,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增長的生產要素展開了稅收競爭。我記得在前幾次論壇中我講到了這個問題。雖然短期內這種稅收競爭犧牲了稅率,隱性的降低了稅率,但是從長期來看擴大了稅基,帶來了中國增長快速增長,生產能力的大幅提升,財政收入的長期高速增長。
地方政府這樣一種行為,隨著增長的體量增加,或者隨著發(fā)展階段的演變,地方政府行為引起的區(qū)域競爭實際是越來越劇烈的,合理約束的機制被不斷突破,市場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的行為所擾動,甚至取代。在一些關鍵領域,地方政府總是游走在管控的邊緣,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似乎越來越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蓋過了正面的效應。這就是當下我們中國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良性循環(huán),高質量發(fā)展面臨的一些問題,值得重視。
哪幾個方面呢?有三個問題值得關注。第一個問題是環(huán)境治理。地方政府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越來越突出,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地區(qū)之間發(fā)展階段的差異性,使得地方政府間的協(xié)作很有必要。但是在環(huán)境治理方面的協(xié)作越來越困難,由于不同地區(qū)之間在環(huán)境治理上達成聯(lián)防聯(lián)控的共識越來越難,激烈的地方政府競爭加劇了污染產業(yè)的空間轉移,不僅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效率,更是影響了整體經濟質量的提升。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樣一種本來是環(huán)境治理,環(huán)境友好,良好環(huán)境的一種構建的競爭慢慢的變成了污染轉移的競爭。如果從產業(yè)案例,從區(qū)域的地級市或者開發(fā)區(qū)之間的產業(yè)轉移來看,就近的轉移越來越明顯。所以,我們提出能不能跨區(qū)域的污染治理,例如河長制、湖長制推進。我記得在經濟研究上前一年我跟我的合作者一起寫過文章,去年中國社會科學上就河長制的政策效益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就是基于這樣的邏輯。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是金融資源。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的爭奪逐漸演變?yōu)殡[性債務擴大的競爭。我們國家由于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多層次、多元化的資本市場體系,可以說中國的資本市場體系是很不完善的,而中國的經濟增長需要一個多層次、多元化、多方面的資本市場,這種情況下,地下金融、隱性的債務給地方政府無序的競爭,甚至隱性債務擴大的競爭既提供了空間,也存在著可能。這種空間是我們治理機構機制的缺陷造成的,這種可能是地方政府非良性競爭。金融的擴張與爭奪使得地方政府債務高企,一些違規(guī)的債務,甚至通過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很難清理。
最近一個星期,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比如逆周期的調控政策往往是兩難的,為什么兩難?如果去杠桿,杠桿本身是有問題的,去杠桿過嚴之后又會經濟衰敗,如果要昏倒了必然要擴張,擴張的結果就好比一個人要吃藥,吃藥必然帶來副作用。所以,總是游走在監(jiān)管和政府行為這種博弈之間。這是金融資源的競爭。
第三,土地出讓。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度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財政長期依賴于土地出讓。當然,這個過程也擴大了居民的住房消費,也是好的,但是過高的推動跟收入水平不匹配的推動就會帶來負面的影響,這樣的競爭最近在地級市層面,甚至在發(fā)達地區(qū)的縣級市層面展開的競爭是白熱化的。
比如最近展開的人才爭奪大戰(zhàn),人才爭奪大戰(zhàn)本身是對高素質的人才,年輕的人才,為了創(chuàng)新驅動,這是值得肯定的,這是很好的。但是實際上背后我們仍然如影隨形的看到了土地出讓競爭的這種影子,仍然若隱若現(xiàn)的看到了在長期的人力資本積累背后短期的爭奪目標,因為年輕人有有買房的剛需,房價就不可能跌下來。從房價不可能下去,最后土地出讓就會一直維持,誰都知道這個邏輯。所以,不惜花代價競爭。長三角區(qū)域的競爭,為了爭奪人才,資源也很多,你這里找工作可以補貼,我那邊兩年都可以稱為應屆生,F(xiàn)在還有大學校區(qū)的競爭,一級校區(qū)的擴張就是為了爭奪年輕的潛在的人力資本,當然當下最好的結果就是土地出讓金的維持。我的研究團隊一直在研究土地出讓金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邏輯,有的同志也在研究這個問題。
實際上這樣的競爭有好的一面,從長期來看有人力資本累計的一面,這是好的,但是短期來看,也確實帶來了無序的現(xiàn)象。所以,值得研究。今天時間關系沒有展開,指標的體系,地域的差異,競爭背后的行為,以及這樣的長期效應,短期影響,或者短期波動,甚至它的正面的力量和負面的效應,怎么樣來做,使得我們這樣經濟規(guī)避負面效應,擴大正面效應。這是第三個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因此,在不完善的市場與強有力的政府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如何矯正地方政府異樣的博弈,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的能不能走向高質量發(fā)展的關鍵。所以,我覺得在應對外部環(huán)境不確定性越來越強的背景下,我們同時要關注中國國內經濟增長的基本面,關注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宏觀政策背后的結構性的因素,關注中央政府在統(tǒng)一行動指揮下各級省市縣鎮(zhèn),甚至村,地方政府博弈的心態(tài)來矯正負面的心態(tài),形成良好的預期,引領中國經濟行穩(wěn)致遠。這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把這個觀點引出來,拋磚引玉,供大家來分享和交流。謝謝大家。